“敦煌”一词，由于和敦煌莫高窟、莫高窟藏经洞，以及敦煌学连在一起，不仅在国内妇孺皆知，在世界上也是声名远播。但自近代以来，关于“敦煌”一名的由来及其含义，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直至今日仍然是诸说并立，歧见纷呈，令人莫衷一是。本文拟在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此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中文“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原文是：“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10页）以上引文的背景是汉武帝向张骞询问西域各国的情况，张骞在介绍大月氏时提到了敦煌这个地名。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是在敦煌与河西归汉之前，当然也在敦煌设郡之前。

　　此外，在《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中，也提到了敦煌：“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史记》，第3498页）这段引文是在介绍汉武帝将河西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以后，匈奴在河西以北屯驻右方兵，窥视酒泉和敦煌。显然，这一事件发生在敦煌设郡以后，敦煌是作为郡名出现的。

　　比《史记》晚一些的《汉书》，也多次提到了敦煌。如《汉书西域传》中有：“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0～3891页）这条材料所记和上引《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应为同一事，其史源很可能来自《史记》。又如《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载：“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汉书》，第2691~2692页）这段文字记载的也是张骞和汉武帝的对话，是张骞向汉武帝介绍西域的另一个小国乌孙的时候提到了作为地名的敦煌。这两段文字发生的时间和上引《史记大宛列传》的记录一样，是在汉朝将敦煌与河西纳入版图之前。再如《汉书西域传》记载：“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汉书》，第3873页）这条材料是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打败河西匈奴以后，在介绍汉朝在敦煌设郡和设郡以后的防御情况时，提到了作为郡名和地名的敦煌。

　　《汉书》以后，有关敦煌的记载就史不绝书了。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第一，作为地名的敦煌，其出现的时间早于西汉大军击败河西匈奴。换言之，早在匈奴控制河西的时候，敦煌就已作为地名出现了。第二，在最早的史书记载中，敦煌的“敦”字还有“燉”和“焞”两种写法。依据古代字典的解释，“燉”“焞”两字是互通的。

　　最早对“敦煌”一词进行解释的是东汉人应劭。他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敦煌郡”条的注释中说：“敦，大也。煌，盛也。”（《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14页）唐代李吉甫更进一步发挥了应劭的解释，他在《元和郡县图志》“敦煌县”条中说：“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6页）该书点校者认为上引李吉甫的文字有脱误，应作：“敦，大也。煌，盛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之。”从《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来看，点校者的推补是正确的。但以往引用者多数没有注意到前人对该书的校勘。无论怎样，以上记载都表明李吉甫继承了应劭对敦煌的解释，并将其兴盛的原因进一步和丝绸之路（开广西域）联系起来。

　　以上是我国古代史家对敦煌的记录和解释，并得到了历代史家的认可，直到清末以前，未见有人提出异议。

　　以上对敦煌的记载和解释，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可以称为汉字解释路径。近代以来，很多国内外学者更加倾向于胡语音译的解释路径，至于来源于哪种胡语，近百年来已有多种推测。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认为“敦煌”为突厥语的音译。1994年，钱伯泉提出“敦煌”为突厥语“tawuz”（瓜）之音译（《“敦煌”和“莫高窟”音义考析》，《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第44～53页）。2022年，杨富学、熊一玮亦认为“敦煌得名于原始突厥语”，并推测早期河西部族多属古突厥种，汉代在河西设郡前见于史籍的地名多属突厥语。但对是否突厥语“tawuz”（瓜）的对音，则持谨慎态度，认为“尚有待进一步证实”（《“敦煌”得名考原》，《敦煌研究》2022年第2期，第105～114页）。第二种认为“敦煌”是大月氏语的音译。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敦煌”二字可能是都货罗（Tokhara）的译音，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西北古地研究》第90～91页；《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1932年版）。谭世保指出，“都货罗”之名始见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比敦煌之名晚出七百多年。故早出的“敦煌”不可能是晚出的“都货罗”的音译。2011年，李正宇利用对音，论证《山海经》中“敦薨”即敦煌，并推测“敦薨”为月氏语（《“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第78～82页）。第三种，贝利早年提出“敦煌”来自塞语“druvāna”的译音，意译是“坚固的城堡”（姚大力：《敦煌为什么叫敦煌？》，《文汇报》2018年9月14日第8版）。第四种，梅维恒认为“敦煌”是“dramga”音译，可能来源伊朗语，有“把握、固定”之义（梅维恒著，王启涛译《“敦煌”得名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第217～219页）。第五种，李得贤推测“敦煌”为羌语“朵航”的对音，意为“诵经地”或“诵经处”（《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它》，《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86～89页）。杨富学、熊一玮已指出敦煌一名出现时佛教尚未传到中国，所以此说亦属用晚出胡音比对早出的“敦煌”。第六种，王宗维推测敦煌是“吐火罗”的音译。他在李正宇之前就提出“敦煌”在汉以前作“敦薨”，和李正宇的不同处在于他认为“敦薨”“敦煌”都是吐火罗的简译，“敦薨”“敦煌”“吐火罗”为同一族名。“敦薨人”作为族名,“经过小月氏人的口译，张骞就以敦煌二字记录下来”，以后族名就变成了地名（《“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61～72页）。第七种，海风认为文献记载的大夏国，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达帕米尔高原，其中的“Scythians人”即秦所称的塞种人或赛人居于敦煌，其时间早于匈奴人。因此“敦煌”这个地名的由来可能与希腊人有关（《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10月26日，第4版）。对此，王冀青指出，海风所说的“Scythians人”，我国译作“西徐亚人”，“不等于希腊人”。所以，汉代以前曾世居敦煌的塞种（即西徐亚人）也绝不是希腊人（《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地名知识》1987年第4期）。

　　以上回顾表明，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中外学者提出的“敦煌”二字的胡语对音，几乎涉及了所有古代在河西乃至西北居留过的胡人。虽然认同胡语音译解释路径者人多势众，但也有几位学者坚持汉字解释的路径。其中代表人物是谭世保。他“坚信，燉煌完全是按其汉文的两个字之本义组合之专有名词，绝非胡语音译”。他还认为“任何胡语译音说都是绝对排斥以汉文本义解释的”。“古人对胡语之名词术语，要么就纯用音译，所用汉字只求与胡语音近同而舍其本义；要么就用意译，只求其义近同而不能求其音似”。“燉煌有义而其他胡语皆无义。因此，与其说燉煌是胡语之音译，倒不如说上述胡语是燉煌之音译”（《燉（埻、敦）煌考释》，《文史》第三十七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59～61页）。近年，李并成和李汀都发文支持谭世保的看法，李并成认为解释“敦煌的得名，应站在汉王朝经营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大背景的高度上去探讨考释”（李并成《“敦煌”得名新考》，《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1期，第37～40页；李汀《“敦煌”释名正源》，2022年，“敦煌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公众号）。

　　就论证而言，“敦煌”得名源自哪种语言的语音，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其结果有可能被证伪，却永远也无法证真。从上文的回顾可以看出，被证伪的推测或者是时间顺序颠倒，如“都货罗”“朵航”与“敦煌”的对音均属此类，是学术上的“关公战秦琼”。或者是空间错位，如海风提出的希腊人说，最终证明其所说的“希腊人”与敦煌无关。以上之所以将被证伪的推测和未能证实的各种推测都罗列出来，意在说明在目前的资料情况下，试图用对音的方法确定“敦煌”二字的具体由来，不是一条成功的解释路径。早在80多年前，精通西域多种胡语的伯希和就曾告诫学术界，“我们未能确知甘肃西部在当时究用何种语言之前，任作何种选择都是徒劳无功的”（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0页）。岑仲勉在几十年前评论有关敦煌得名的各种推测时，也认为“诸说皆无稽”。而坚持汉字解释路径的谭世保等人，认为“敦煌”二字绝非胡语音译，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如前文所述，敦煌之得名早于汉朝经略河西之前，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敦煌当地住的都是胡人，主要是匈奴人。张骞向汉武帝自述是在居留匈奴期间听到“敦煌”这个地名的，所以张骞听到的最大可能是匈奴语的语音。

　　因为解释路径不同，且两种解释路径都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一百多年来，两种解释路径基本形成各说各话的局面。由于缺乏新的思路和视角，很多文章不免给人以炒冷饭的感觉。可见，要破解以上难题，还需要其他新的解释路径。

　　上文提到的认同胡语音译解释路径的学者，都反对用汉字意涵来解释“敦煌”一词，认为那是望文生义。而坚持汉字解释路径的学者，又都反对“敦煌”来自胡音。双方各执一端，遂使这一问题陷入了死局。要改变这种局面，前提需要证明用音义兼训来解释“敦煌”一词的拟名，不仅在理论上是可以说得通，而且在实践层面也是有不少例证的。

　　从道理上说，一个地名的得名由来和所标的汉字只是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对于一个处于“他者”地位的赋名者而言，用汉字记录一个“耳听之”的地名，首先当然是要采用同音的汉字，但也有可能同时选择有汉字含义的组合。也就是说，翻译者在对译音地名赋以汉字的时候，考虑对音的同时兼及汉字的含义，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古代的音义兼训，当代翻译界称之为音意兼译。准此，即使“敦煌”一词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它也可能同时具有这两个汉字本身所具有的含义。如与敦煌并举的“祁连”，以往一直被认为是匈奴语“天”的音译。但“祁连”二字的组合也并非随意选取的译音字，“祁”有“众多”之义（如《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连”有“相接、连续”之义。寓意祁连山是由众多相连的山脉组成，还可以引申为草木繁盛的山。又如被尊为神的印度古代名医，梵语“Jivaka”，汉字被译为“耆婆”，既兼顾了“Jivaka”的音，又表达了其为长者的意涵，还可以引申为对长寿的期盼，也是古代音义兼训的典型例证。佛教名词的翻译，也有一些音义兼训的例证，如梵语“Yama-raja”，被译作“阎王”；“Māra”，被译做“魔”，等等。还有，明末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时，把“Geometry”译成“几何”，也是既考虑了对音，又表达了测量土地之学问的义。直到近现代，我们对国名和人名的翻译，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如近代把“America”翻译成“美利坚”，把“England”翻译为“英吉利”等，也都是考虑了对音和汉字含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实，不仅是汉语的翻译，英文的翻译也有音义兼训的例证。如丝（silk）和瓷（china）的翻译，都具有这一特点。现在，这已经成为翻译界翻译专有名词的一种重要取向了（可参看胡清平《音意兼译外来语中译之首选》，《中国翻译》2001年第6期）。以上论证表明，以往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将译自胡音和具有汉字意涵绝对对立起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音义兼训自古至今都是客观存在的。

　　根据史书记载，张骞向汉武帝介绍河西和西域时，采用的不是文字报告的形式，而是“具为天子言之”（《史记》第3808页），也就是口头报告。这一点《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的记载可以进一步证实：“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汉书》，第2691～2692页）。这些记载都表明，“敦煌”这个名词是源于张骞和汉武帝的对话，这两个字的胡音虽是出自张骞之口，但落实到汉字，最大的可能是负责记录的史官所为。换言之，“敦煌”作为地名是源于口述史学，这两个汉字的赋名权应属于记录汉武帝和张骞对话的史官。

　　《史记》《汉书》对张骞的描述是“为人强力，宽大信人”。从其敢于应募出使西域来看，也应该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行动者，而并非玄奘一类善于做文字记录的人。这样看来，以往中外学者认为“敦煌”作为地名的发明权属于张骞，很可能不是历史事实。而汉武帝身边负责记录的史官都应该是当时的饱学之士，所以，他们在听到张骞发出的胡音后，确定用“敦煌”作为地名，应该是同时考虑到对音和汉字含义两个方面的因素。如果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汉武帝向张骞打听西域各国的情况，不仅仅是出于好奇，更重要的是要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汉武帝身边的史官当然了解皇帝的心思，他们在给敦煌赋名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到向西域张扬大汉国威的因素。所以，后代史官关于“敦大煌盛”的解释，也是符合张骞与汉武帝对话时的语境的。我们不应该把“敦大煌盛”仅仅理解为对敦煌地区的描述，更应看作是大汉王朝意欲进取西域的象征性符号。确定了“敦煌”二字是音义兼训，就可以肯定应劭和李吉甫等古代史家采用的汉字解释路径是没有问题的。新莽时期，曾改“敦煌”为“敦德”，也是将“敦煌”二字看作具有汉字意义的组合。

　　至于《史记》《汉书》中出现的“燉煌”和“焞煌”，也可以通过口述史学来做出解释。因为只是张骞和汉武帝对话的记录，不同的记录者对译音的地名采用了不同的汉字也是正常的。谭世保曾对《史记》《汉书》以后的正史和其他史籍，以及简牍、碑刻、官私文书中的“敦煌”二字做过通盘检索。结果是“焞煌”基本未再出现，“敦煌”和“燉煌”在不同的正史或不同时代交替或交叉流行。大致是汉代至南北朝“敦煌”比较流行，唐至清代“燉煌”比较流行。这是因为唐王朝以官方名义肯定了“燉煌”，在此设置的行政机构也称“燉煌郡”。所以唐代的史书和官私文书也基本上使用“燉煌”二字。此后直至《清史稿》才又使用了“敦煌”二字。谭世保认为“燉煌是正规写法，敦煌则是世俗假借”。就唐代而言，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大背景下，还应该是“敦煌”更为流行。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史家对“敦煌”的解释是以“敦”作正字的。因为只有“敦”有“大”的含义，“燉”没有“大”的含义。即使是在唐王朝确认“燉煌”为正规写法的背景下，唐人李吉甫仍然肯定并引申了“敦大煌盛”的解释。这说明在李吉甫的心目中，“燉”才是异体字。所以，我们应该确认，“敦煌”是正规写法，就这个地名而言，“燉”是“敦”的异体字。“敦煌”一词的不同写法，在历史上间隔或交叉流行的现象，其实也透露出它是来自译音的地名。

　　还应该指出，在地名、人名、族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史上，不仅在对译音名词赋以汉字的时候有可能会考虑到汉字本身的含义，即使是纯粹对音的专有名词，在流传过程中也有可能被改换为同音的有寓意的汉字。如“焉支”二字，本是匈奴语的译音，后来又写作“胭脂”，就变成了具有汉字含义的名词。类似的还有上文提到的“魔”（Māra），本来最初是译作“磨”，也是纯粹的对音，汉字无义。到梁武帝时被改译做“魔”，就变成了有意义的汉字。又如《元平墓志》中的“拓跋埿”，在《魏书》中被译作“拓跋仪”，“埿”和“仪”都是鲜卑语的对音，应是史官觉得“埿”不雅，故而将其改为具有美好意涵的“仪”。以上都是由纯粹的对音在流传过程中被改换成有汉字含义的同音字，从而变成了音义兼训的案例。“焉支”变作“胭脂”，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古人望文生义，否定古写。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来自译音的专有名词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本土化的一条路径。以上情况对于理解古代史家对“敦煌”二字的解释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之，“敦煌”一词应是来自胡语之音译，最大可能是来自是匈奴语之音，但史官在用汉字赋名的时候既考虑到了对音，也考虑到了其汉字的含义，属于音义兼训之译名。自汉至清末，统治者和知识界一直将其看作汉字地名，古代史家也是将其当作汉字地名进行解释。近代以来，受西方利用对音方法对地名、族名等专有名词进行探源风气的影响，中外学者对“敦煌”二字译自哪种胡语之音也做过很多推测。这些探索的历程证明，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发现，这种解释路径似已没有再做尝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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